《滋根三十年人物故事》编者按：
年是滋根创立的第三十个里程碑，三十年的风雨，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人，他们性格鲜明，艰苦卓绝，无数色彩斑斓的故事便在这条长河里发生。我们相信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故事。我们将通过系列人物故事向您展现这风雨兼程的三十年。
为有着多名学生、服务多村民的乡村学校不受撤并而努力；龙校长动员村里的乡土艺人给学生上民族文化课，有寨子里的老人、有教苗歌的妇女；积极奔走向社会各界寻求资源，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助学支持，为学校引入文体图书器材、常用医药，修建食堂、改善学生伙食和寄宿生活条件；他还带领老师学习上网、开通微博，让大山深处的苗寨学校与外界保持连通。
一所好的乡村学校，不仅要关心学生点滴，还需连接村寨，也要连接社会，整合不同的资源，来为村寨、村民、学生服务。龙安吉校长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坚持到底、服务家乡的优秀乡村学校校长和教师。
（年首届“桂馨·南怀瑾乡村教师奖”推荐词）
图片｜杨建
人物简介：
龙安吉，男，生于年，18岁凯里学院大专毕业就参加工作，在自己的家乡高扒收拾牛圈办起了学校，人称“牛圈校长”，他腾出家中房间无偿给远路学生居住，还捐出自家木材建校舍，在教师岗位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他撬动多方力量，保住了学校，他还在为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承而不懈努力。年获“桂馨·南怀瑾乡村教师奖”，年入围“马云乡村教师奖”。三十多来，龙安吉一直坚持不让一个山里娃辍学。
高扒，全镇唯一的苗族村子，位于风景秀丽的山顶。据说很久以前这里叫“乌登”，因为苗族没有文字，这里的地名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。解放后明确行政区划，乌登没有人在场，考虑这里人们住得高，又是悬崖上，“悬崖”的侗话读“扒”，于是这里就被写成“高扒”，意思是“高处的悬崖”。
难忘的牛圈教室
八十年代前，全村没一人识字，连一封信都要请外地人念！村里有史以来没学校，全村苗族孩子全当放牛娃，年我刚念完书回到家，主动找到村长召集村民大会，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，须掌握文化和科学知识，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当文盲。村长说：“小龙，我们村处在深山里，一没学校，二不通路，城里的秀才请不来；要是你能当我们村第一任老师那多好啊，我将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”。当时我很想到城里去发展，但村里有那么多孩子没老师上课，耽误一届学生影响的是一代人的文化素质，就决定留下来教学生。当时村里的房产只有唯一的一间集体建的牛圈，就以牛圈当教室吧！路远的学生就住在我家，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人。从此，高扒村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小学。
山里的放牛娃第一次听到报名上学，第一届有13名学生报到。没有桌椅，号召学生从自家带来高矮不齐的桌椅来用，架板子当课桌，石头当凳子；带学生清理牛圈教室里的牛粪，打扫卫生，学生乐得像猴子游花果山一样蹦来跳去。斯是陋室，师生们乐在学习中。开始教学生懂礼貌，习执笔，学识字。有的家长也跑来听课，跟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。最早只有男生来上学，后来经过动员宣传和国家政策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女孩走进这所学校。
学生来了，住宿是个问题，高扒村分为10个自然寨，最远的六组距学校有8公里，学校没宿舍怎么办？为解决住校生的困境，我就跟家人商量腾出自己家的三间木房给学生住，直到新校舍建起孩子们才搬进漂亮的学校。
高扒小学的老师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教书育人的工作。教学器材奇缺，学校没有任何体育用具，体育课只能是做做操，跑跑步，跳跳舞。一副教学用的三角板和一块量角器，还是老师们自己用木板做成的。学校没有球场，只有正在新建的教学楼旁边有块平地。平地边上，虽然也立着一个篮球架，但地方实在太小了，还没有普通标准球场的一半大。别说是没有球，即便是有球，球也很容易就掉到远远的山脚下。学校也没有厕所，原来破旧的厕所，经过今年年初的那一场大雪，已经完全不能再继续使用了。（胡志鸿，3年）
我们在阴暗潮湿的牛圈里度过了十三年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在牛圈里读书考取大学的学生有9个，龙再忠，贵州大学；龙见花，海南大学；龙敏，西北大学……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个记得真切。最难忘牛圈上课的岁月。
牛圈学校由于时间较久已成了危房，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，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没钱投入，为改变办学条件，我们想办法自力更生。我自己带头先捐出我家20个立方的杉木，加上全村捐献的10多方，在群众投工投劳下从建起了高扒全村最漂亮的木房，高扒小学从此告别了以牛圈当教室的岁月。
年第一次接触滋根，并从此开始成为了滋根的一名义工，与滋根的交情一晃二十余年。当时，高扒还不是完小。因为教育局的推荐，滋根通过女童助学项目来到高扒“牛圈学校”，这里没有一名女孩儿曾经上过学、识过字，滋根当时要做的，就是支持当地贫苦的女孩上学。
滋根是1年秋季开始资助这所学校的，每学期资助30个贫困女儿童读书。在接受资助以前，学校的女生入学人数很少，每学期平均只有2～3人，被人称为“和尚小学”。滋根的资助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，现在，在学校的个学生中，女童的人数达到67人，超过了男学生的人数。2年入学，今年读二年级的那个班，全班28人中竟然有20个是女学生。这倒不是高扒群众已经从“重男轻女”变成了“重女轻男”，而是那些过去没有能够读书的超龄女童，现在到学校里去补织那些逝去了的梦。（胡志鸿，3年）
坦白地讲，滋根工作人员来到高扒，我觉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能够支持女童上学，帮助改善村寨重男轻女的现状，为村寨带来切实地帮助。一直到今天，滋根仍在支持高扒村内女童、学生上学，与此同时滋根也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、推动环保节柴灶、支持民族文化传承和开展教师培训等。
多年的接触相处下来，我被滋根的理念影响打动，尤其在思想上，向滋根学习不求名利做贡献，“哪里有困难就要到哪里”。滋根所做的事即是“爱心正能量，真情满人间。”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解决急需的问题。
在学校，我们一方面抓好汉语教学，一方面在中国滋根等公益组织的长期支持下，为抢救和传承我们本民族的灿烂文化，坚持乡土文化进课堂，让学生在校园里学习苗族古乐器（芦笙、飘琴、铜笛），还教学生歌舞传说等。
文化是我们的根
随着教学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我们一直在学校教孩写字、学习现代知识，那么，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怎么办？孩子们知道我们生养于此的一切是怎么来的吗？比如我们的历史、歌谣、舞蹈、服饰、建筑、信仰、农业生产，乃至于风俗、生活习惯等。从课本、现实生活和其他媒介看到这么多自己没有的“花花绿绿”，他们还能够自信吗？
我们属于贵州都柳江苗族支系，苗族没有文字，祖先的文化历史都以古歌、故事、乐器弹唱等形式进行传承，古歌叙述祖先迁徙的艰苦历程、庆祝五谷丰收、喜迎重大节日、举行宗教仪式、鼓舞战士出征等，涉及天文、地理、宗教、建筑、科学、气候等等，苗族古歌被称为“百科词典”，从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唱至今。但是，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少，如果失去这一切，我们还称其为“我们”吗？祖先积淀几千年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消失。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，我也观察了解到：
农村孩子1至4岁在父母身边还学不完本民族母语，从5岁开始离开父母进入学校强化学习汉语言文字一直读到大学，她们离开家乡，离开本土文化的洗淘，在外读书、工作、打工到老，造成了乡土文化严重失传。
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延伸，每天有上百个传统村庄在消失；撤并学校集中办学，师生撤走；青壮年打工，村寨精英和领头人流入城市淘金，村庄只剩留守老人，村寨文化和农耕文明呈现荒凉景象。
校教育与民族文化合一办学
年，我教音乐课时，原计划教的是校园儿歌，全班学生一致要求教唱苗歌。从那一节课开始，乡土文化进课堂轰动了全村，在学校还能学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，很多家长就支持送女童上学，女生逐年增多，直至适龄女童全部入学。
学校利用音乐课和课外开设有苗歌、芦笙、铜笛、瓢琴四个兴趣课程，作为常设课程一直办到现在。我们动员村里的歌师，包括女歌师来学校教授；也支持学生参与村寨的文化活动。
学校把乡土文化和国家主流课程合一推广，学生接受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贴近实际的乡土文化的启蒙，形成了乡土和民族的认同，学生心中有根，走到哪里都有一个“家”，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“根”也保留下来了。民族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，也成为我们学校独有的一张名片。
